考古學上的昆侖文化

山脈周圍潛伏著河流，如同血管覆蓋著全身。河流不但收集水，也收集土，收集大地的其他沉積和人類的文化，最后將它們沿著河床匯集到遼闊的平原和海洋之中。

如果把中華文明比作不老的萬年松，則昆侖文化是根莖。如果把人類文明比作長河，則昆侖文化是源頭之水。有了眾多黃河支流，才有了中華文明同根同源的繽紛絢麗。

青海省河湟地區(qū)黃河、湟水河交匯，無疑形成了黃河上游最特殊的兩河文明谷地。沿著河川的黃土盆地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動的舞臺。面對山高谷深，氣候嚴寒的土地，或許是水提供了當時最大、最佳的相互交往地理基礎、空間模式和發(fā)展動力。

隨手翻閱地方文獻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被3500米海拔高高擎起的青海高原上居然有著如此燦爛的遠古文化?？脊艑W者先后發(fā)現(xiàn)了300余處史前文化遺址，有中石器時代的拉乙亥文化；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、宗日文化；銅石并用的齊家文化；青銅時代的辛店文化，以及諾木洪、卡約的羌人土著文化，還包括世界聞名的樂都柳灣彩陶、大通舞蹈彩陶盆和貴南尕馬臺青銅鏡……考古學家慨嘆青海的文物流成了河，正是這些史前遺產(chǎn)完美地串起了青海從蠻荒到青銅文明的全景文化遺存，甚至它也是一本多民族發(fā)展的實證史書。

西寧市大通縣長寧鎮(zhèn)上孫家寨墓地于1959年3月被青海省人民政府評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是青海省為數(shù)不多的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。1973年至1980年，省考古隊在這里共清理出馬家窯類型墓葬21座，齊家文化墓葬2座，辛店文化墓葬12座，卡約文化墓葬1077座，漢晉時期墓葬182座，元代墓葬1座。其面積不大的區(qū)域內(nèi)竟積聚了從蠻荒到元代不同時期的墓葬。

目前，上孫家寨墓葬中出土的重要文物有：

一是舞蹈紋彩陶盆。它作為國寶，現(xiàn)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。陶器內(nèi)壁飾舞蹈紋共分三組，每組有五人手拉著手，踏歌而舞，面向一致。人物頭飾與下部飾物分別向左右兩邊飄起，增添了舞蹈的動感。彩陶盆為研究馬家窯文化和我國原始社會音樂、舞蹈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
二是做過開顱術(shù)的頭蓋骨。這個切口遺留在一位3000年前的中年男子的頭骨上，開孔幾乎橫貫整個腦顱，開口的創(chuàng)緣已鈍化并伴有發(fā)育程度不等的再生骨贅。這說明手術(shù)很成功，手術(shù)后該男子依然存活了一段時日。開顱術(shù)是一項技術(shù)難度大、危險性高的外科手術(shù)，即使在科學技術(shù)高度發(fā)達的今天，要實施開顱手術(shù)也非易事。

三是“漢匈奴歸義親漢長”銅印。印長2厘米，寬3厘米，高3厘米。印紐是一只栩栩如生、臥姿優(yōu)美的駱駝。這件罕見的珍品，證明了當時北方的匈奴與中原漢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。

四是漢代木簡。多數(shù)殘斷，共240段。墨書隸體，清晰可辨，字體流利俊秀，每簡30字至40字不等。內(nèi)容為當時的兵法、軍法軍令，包括《孫子兵法》佚文，并附有目錄。研究者認定，這是當時軍事人員必讀的軍事知識抄錄本，是研究漢代軍事情況的珍貴實物資料。

五是匈奴銀壺。銀壺為單環(huán)耳，器表鍍金，器腹有一周環(huán)狀紋飾，其上捶出忍冬花瓣和葡萄形圖案，具有濃厚的古代安息（波斯）風格。匈奴族及其別部曾長期活躍于祁連山以北的廣大地區(qū)，其地正當中西交通沖要之地。他們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，得到這件銀壺并不奇怪。這件銀壺在中西交通、經(jīng)濟文化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過去人們通常認為，早在4000年前，中原文化就已經(jīng)進入文明時代和王朝國家，青海、甘肅、寧夏一帶是相對落后、文明未開的地區(qū)。但分布廣泛的史前遺址糾正了這一錯誤認識：或許許多中原人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，生活在高原的青海人已經(jīng)過上了富足的日子。

《集仙錄》說西王母所居宮闕在“昆侖之圃，閬風之苑，有城千里，玉樓十二。”這不是臆斷，人類文明的偉大，往往通過神話折射出歷史的真相。

現(xiàn)在讓我們走進另一個大型遺址，它是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官亭鎮(zhèn)的喇家遺址。這是目前中國唯一的史前災難遺址，它揭示出了4000多年前因地震、洪水接踵而至把喇家村落徹底摧毀的過程，直觀地再現(xiàn)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(tài)。

在遺址中，無論是窯洞式的聚落形態(tài)、特殊的地面建筑、聚落外圍的寬大壕溝、區(qū)域中心的廣場和祭壇，還是禮儀用的玉器、巨大的石磬、精美的彩陶和漆器、成組合的生活陶器、房址里的壁爐等，都有力地證明了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聚落，說明當時已經(jīng)進入初期文明階段，或者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王權(quán)或其雛形。

喇家不僅是一個遙遠的城邦古國，更是當時西部的權(quán)力中心。我曾對4000年前喇家地震、洪水等多重災難痕跡研究后最早提出，喇家就是中國治水英雄大禹的故里，而禹導積石創(chuàng)造了最早的水利文明。

為什么中華文明沒有在這里得到進一步發(fā)展？或許有許多原因。但我認為，正是洪水恰至，文明產(chǎn)生了物理上的溢出效益，青海人與他們創(chuàng)造的文明一起順流而下，從此流向了東方，成就了東方文明。

文化學上的昆侖文化

君不見，青海頭，民族百花競風流。玉塞金城雄杰地，云天高覽豁君眸。有人將西部文化的格局概括為：一個主體、兩種文化圈、三條通道。一個主體，即游牧文化為主體，使其帶有濃重的浪漫色彩，輕倫理、重自然，輕觀念、重情感，雄渾中透出悲壯，自由奔放而豪邁；兩種文化圈，即藏傳佛教文化圈和伊斯蘭教文化圈。西部民族的宗教信仰歷史悠久，且許多民族自古以來形成全民信教的傳統(tǒng)，宗教和民族的生存與發(fā)展息息相關。而西部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區(qū)由古至今逐步形成的兩大宗教文化圈有明顯的差異性，這種格局使得西部民族審美文化更是異彩紛呈；三條通道，即絲綢之路及其輔道、唐蕃古道和麝香之路。這幾條古道的開通，不僅把西部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文化圈連接起來，還把西部游牧文化區(qū)和中原農(nóng)耕文化區(qū)貫通起來，共同構(gòu)成了華夏文明的整體。

青海無疑處于“一個主體、兩種文化圈、三條通道”的中心位置。從文化學的角度看，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與擴張，都是從一個文化場進入另一個新文化場的過程，必然要經(jīng)過新文化場的中介物的過濾和折射，青海正是這個文化場的中介物。

青海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交融地。從古老的羌氐族群到吐谷渾的昌盛，至吐蕃的擴張，再到蒙古族的游牧開發(fā)以及漢族與這些少數(shù)民族的交融，在青海歷史舞臺上，自始至終上演著“你方唱罷我登場”的一幕幕活劇。

青海是東西方文明的展現(xiàn)地。中華文明西傳波斯、阿拉伯、希臘、羅馬乃至整個歐洲。歐洲和西亞文化的東漸，青海是必經(jīng)之地；中華文明南傳印度、印度文化傳入中原，青海是必由之路。

中原漢文化源源不斷傳入青海，古歐洲地中海文化、古阿拉伯文化、古印度文化、中亞文化等紛紛匯集這里。佛教、伊斯蘭教在青海的發(fā)展就是由此而來的，其中最為獨特的文化現(xiàn)象就是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本土化——藏傳佛教。

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標識物是絲綢。沒有絲綢，何謂絲綢之路。世界上最豐富的絲綢就藏在青海熱水吐蕃大墓中。在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古絲綢數(shù)量有千余件，僅都蘭熱水溝出土的就有350多件130余種。在這些絲綢殘片中，有112種為中原漢地制造，18種為中亞、西亞制造。大量的絲綢在這里出現(xiàn)，說明在青海境內(nèi)確實存在著一條絲綢商路。都蘭古墓群文物的中西結(jié)合特點顯示了青海在西方與中原三點一線中間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。

青海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。伊斯蘭教、佛教與漢文化，三大文化板塊以及各板塊內(nèi)部派系形成的次文化圈構(gòu)成了西部民族交流及沖突的文化單位。這種沖突與博弈的直接后果就是文明的整合與民族的融匯，逐漸演變?yōu)橐詽h文化為紐帶的多元一體格局。

青海文化具有極強的開放性。歷史上，漢族、藏族、回族、土族、撒拉族、蒙古族，每個民族都以其寬大的胸懷和開放的姿態(tài)進行情感與文化上的交流和認同，形成了“你離不開我，我離不開你；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；甚至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”的民族文化場域。

青海各民族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創(chuàng)造并形成了包括語言、宗教信仰、自然崇拜、神話傳說、故事、歌謠、舞蹈、節(jié)目、服飾、建筑、手工藝、禮儀習俗以及生存理念、生活和生產(chǎn)方式等在內(nèi)的典型區(qū)域文化。他們在彼此相依的漫長歲月中，保持了各自的傳統(tǒng)，卻又融匯互通。青海“花兒”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青海“花兒”廣泛流行于六個世居民族中間，這六個民族中，既有信仰儒釋道的漢族，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、土族、蒙古族，又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、撒拉族。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，其中藏族、蒙古族還有自己的文字。這些民族語言不同，宗教信仰不同，風俗習慣也不相同，但是他們都共同用漢語演唱“花兒”，這無疑如費孝通先生所講“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與共、天下大同”。

今天，這片土地上情趣盎然的漢族社火、舞姿婆娑的土族安召、高亢激情的撒拉新曲，歌喉圓潤的藏族拉伊、悠揚動情的蒙古族馬頭琴聲，都是民族文化交流、融合、涵化的結(jié)果。這種涵化就是青海文化對它文化的接納和吸收。